2020年初，张小满拿到了一家互联网大厂的录取通知。过程一波三折——一轮笔试、六轮面试，得到口头offer不久又被告知“突然没有HC了（Head Count招聘名额）”。HR建议她转面另一个岗位。又经历三轮面试后，终于进入谈薪阶段，全程她没做任何讨价还价。
当时，小满刚从一场漫长的职业颠簸里走出来。做了6年记者后，2019年，她去北京一家杂志试稿，没有基本工资、没有入职承诺，借住在距离公司25公里外的朋友家。
一个月后，她选择回深圳做自由撰稿人，最窘迫时一个月到手只有几百块。大厂的offer像一根伸来的绳子，顾不上细看另一头拴在哪儿，先抓住再说。
“我极度渴望抓住什么，仿佛最终得到好的结果是一个恩赐，无论对方提什么都应该答应。”
上班第一天，她往帆布包里塞了本崭新的黄色封皮笔记本，在扉页写下一行字：穿过雾霭森林去寻找美。她清楚自己即将进入一片巨大、陌生的森林，有雾，看不清，却期待里面有一些能“丰富生命，丰富体验，丰富人生”的东西。这个开场白里有一种天真的郑重，不像一个求职者的“上岸”心态。
小满在大厂待了四年，换岗三次、七次考核，六次中间位。系统没法给她打高分，她干活认真，却拒绝为绩效表演，学不会向上管理。系统同样没法给她打低分，因为她做内容的能力有目共睹。
巨大的系统反复试图将她放进某个格子里——高潜、卷王、混子、刺头、需要改进——而她一次次从格子里滑出来。领导说她“油盐不进、差强人意”。这些词没有褒贬，更像对一个无法入库的零件，最真实的无奈。
2024年夏天，她最终被裁，1480天的大厂生涯画上句号。
今年3月，她把四年的观察与挣扎写成《大厂小民》。书名是她给自己找的位置。大厂是座发着光的“水晶宫殿”，一个承诺了秩序、体面和职业身份的庞大系统。小民，是她一直以来的自我认知——从秦岭山村一路走到深圳，她始终处于“边缘”，从没觉得自己是精英。
作为系统中无法被归类的那个人，她揭开了困扰大多数职场人许久的问题：当我们不完全认同系统的规则，却又需要它托举现实生活；当我们不想被同化，又无法立刻离场，该如何在庞大的机器里，体面、安静、不失自我地活下去？
水晶宫殿里的“边缘人”
小满把公司大楼称作“白领的水晶宫殿”。
她曾在周末带家人来“观光”。父母像逛游乐园一样仔细打量，对用AI控制的电梯感慨“太聪明了”，但最关心的还是建造这些要花多少钱。
这座“水晶宫殿”般的深圳科技地标，建筑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相当于一个可容纳超万人的大型社区。社交媒体上常有人专程来打卡，配文：我什么时候可以来这上班！
所以，怎么不自豪呢？能通过那样严苛的面试，从海量候选人中脱颖而出，站在这栋大厦里，小满是带着野心来的。“我甚至想，我也有可能会参与这家公司传记的书写，不是说我要进去做一个螺丝钉的。”面试官曾推荐她读《沸腾五十年》《浪潮之巅》，她记不清书里细节，但被那种意气风发、曲折向前的氛围吸引。
当她终于能以员工身份进出，高挑的大厅又带来一种庄严和肃穆，像欧洲古老教堂，似乎投身于此的人都在做令人神往的事，有种奇特的召唤感。
她所在的部门在大厂有统一称呼：中台，也叫职能部门。说白了，纯花钱，不直接创造商业利润，这里没有核心权力，几乎所有业务都可以向他们提需求。一位老同事给了最精准的定位：“边缘部门的边缘岗位”——薪资更低，晋升空间更小，不被更高级别的老板重视，工作节奏要配合他人项目进展。
比书写公司传记更早一步到来的，是如同纸屑一样琐碎的工作。
入职后，小满接到的第一项独立任务是写一篇项目上线的新闻稿，对做过六年记者的人来说这本是件很简单的事。初稿上交后，PM（project manager，项目经理）发来新需求，她需要想象各方领导的口吻，“创造”直接引语。
接下来一周，这篇不足一千字的文档先后经过组长、总监等多层审核，每个人都提出新意见。小满根据“尽可能多呈现项目价值”这一抽象目标，像蚂蚁搬家一样，逐字逐句挪动修补，直到所有人满意。
真正淹没她的是每天都要花大量时间接收各类业务需求，再将其转换为公众号文章、微博、短视频。“APP里跳出来的红点让我生理性恶心。”
即便如此，上级依然提醒她要学会“十指弹钢琴”。过往的职场经验几乎失效，小满自觉像个好好学生，做得很多事吃力不讨好。
直到入职两个月后，“拥抱变化”救了她。因公司发展需求，她被合并进新小组。老同事将这种调整称为“合并同类项，排除差异化”。
在新小组中，她认识了江小渔，一个比她早三年入职的同事。
对方看出她的困境，主动邀她一起做内容创新项目——寻找公司产品与社会连接的故事。具体分工上，小满负责内容编辑和运营，她以一种近乎天真的想法认为，只要做擅长的事，默默无闻也没关系。但这种“下位者心态”让她与江小渔虽然并非上下级关系，可实际上大部分工作方向与成效信息都是对方和上级沟通后再转述给小满，而她工作的具体细节竟然只有江小渔清楚。
江小渔曾告诉她，上级传递的很多信息其实在传递一团焦虑，接受别人输出的焦虑，是一个人在职场必须要承受的部分。小满可以感受到，每次对方向她输出焦虑，正是他在承受上级压力的时刻，相比直接的命令，焦虑这种情感向的东西，更难反抗。
项目启动四个月后，他们拿到了第一个“金手指”——高层的点赞。平时没有交集的同事都跑来问：“听说你们的文章被xx点赞了！”
认可背后伴随着强烈的荒谬感：没有人被白纸黑字告知绩效考核会参考金手指，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这是做文科生工作最快被看见的直接证明。短暂喘息后，上级立刻暗示他们：赶紧准备下一个。
在这里，小满感觉有种无形的力量营造出“极度不安全感和对未发生之事的焦虑”——这正是这份工作的残忍之处。“每个人都仿佛身处一场模拟战争游戏，总有敌人，总有困难，总是腹背受敌，总是发起冲锋。每个人时时刻刻屏息凝神，仿佛警报随时会拉响。”
差强人意的表演
如何向上管理，是大厂最受欢迎的培训课之一。小满记得，讲师给过一个比喻：要像照X光一样了解你的老板，洞悉他的心思，领会他的意图，踏准他的节拍。“总结起来就是，放弃自主性。”
她曾跟风买过两本“职场圣经”。一本是《精进：如何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宣传语称，能帮读者开辟独一无二的跃升之路；另一本叫《金字塔原理》，是大厂人写PPT、做汇报的经典方法论。书里那些精妙的“解题思路”，对小满毫无吸引力，她总感觉自己在进行一场拙劣的表演。
实际上，即便是“表演”，不同场景，“演法”也不同。如果是在工作群，有人发了工作汇报，立刻会有一串鼓掌和赞美的表情刷屏，同事们把这叫做“放烟花”；如果是聚餐，老板在饭桌上看似随意的一句话，都会被同事们借着酒精互相考验忠诚度和驯服度。有人心里提前想好剧本，也有人即兴表演。总之，“表面的和谐与内心的不自在并存”。
汇报是重头戏。谁能获得向大老板汇报的机会，谁就是那段时间最被重视的人。小满始终学不会这件事，也很少有机会。
领导曾评价她“长板很长，短板很短”。小满点头表示同意，心里却想：“每块木板都一样齐的水桶，岂不是更容易被替代？”
小满所在的大厂，一年有年中、年底两次绩效考核。2021年年底，小满在考核中得到的评价是：差强人意。她专门查了这个词的意思——可接受，但未达到优秀。2022年年中，项目结束后，江小渔晋升成功，拿到最优绩效。而她得到的是中等合格。
组内上下都知道项目是两人共同做的，小满也希望得到一次实质认可，但最终被告知没有调薪机会，原因是公司“过冬”。
“如果说，我曾经想证明自己很努力，去适应，对融入这个体系抱有一丝希望，在那一刻我意识到，可能一切毫无意义。我被利用了吗？我在嫉妒工作伙伴吗？我感到不公吗？有一种被权力碾压的窒息感。我选择了继续手头的工作，其实是在淡化与合理化我所经历的。真正的问题被掩盖，心理也没得到修复。”
想离开大厂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这里赋予员工的，是一套能够给人安全感的支持系统：相对高额的薪资年包、按最高比例缴纳的社保、额外补充的医疗保险、租房补贴、无息贷款、免费体检。生活方面，小超市、篮球场、羽毛球场、跑道、健身房、淋浴间，甚至理发店、洗衣店、按摩室、心理咨询室一应俱全。节假日有礼物，每天供应免费的水果、茶歇，早晚班车接送，连麦当劳都有员工折扣。
大厂总是不遗余力地营造出一种“除了工作，其它都不用操心”的氛围。“如果不是因为大楼夜间会关闭空调，“小满说，“我们可以彻底告别大楼之外的生活。”
即便如此，相比于刚入职时，小满后来回忆，“每当走进这座水晶宫殿，都自觉出一种潜意识：我是一名打工人，应该遵守边界。虽然表面上我们没有像房产中介或银行职员那样穿西服打领带，但我们心里都有‘制服’。每天按照相似的流程走进公司大楼，每天都在重复‘今天’。”
“迟钝”的漏水桶
小满不太关心谁升了职、谁失了势，职场宫斗和厚黑学在她看来无聊透顶，“无非是谁得到了信任，又有谁失去了信任”。她秉持着一个最简单的原则：“无论谁是领导，作为人，本质上是平等的，好好做事就行。”
大厂的每一任领导都曾跟她说过“要保持自身独特性”。可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小满曾向同事表达困惑:“为什么总是人来适应体系？体系为什么不能反过来接纳和匹配不同特质的人？”对方摆出一副哭笑不得的表情，觉得她太天真。
越做越久后，小满才明白，一方面，上级对下级的评价很多时候仅仅是一种管理手段，同样的话可以对很多人说，“并没有什么高明的。”另一方面，大部分人的工作都在重复，不需要很强的创造性，只有放弃自身独特性，变成一个好用的标准间，才能更好嵌入体系。“我们让你来这儿是因为你的特别之处，不过你在这儿的时候要尽量把它掩盖起来。”—— 这或许才是上级对下属最真实的期待。
小满的“迟钝”是真实的，但她的敏锐也是真实的。
她手机里存有长长短短超1000条备忘录：在小区种香蕉的人、同事衣领上的标签、串门的流浪猫……她习惯捕捉、记录“被打动”的瞬间。这或许也与她的成长经历有关。
小满在秦岭的山野里长大，童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和土地、庄稼、牲畜打交道。跟着父母去山上播种，帮妈妈喂猪喂鸡，家里的大瓦房是父亲亲手盖的，她看到他制作家具，把一块木板变成一个方凳……那是一个靠身体本能做决定的世界，不需要复杂的理性计算，只需要感知土地的湿度、庄稼的长势、动物的情绪。
如若说，进入城市是一次社会化的洗礼，那么进入大厂，则是她又一次重新认识世界运转的真相：几乎所有人都在用脑袋活着，用精密的计算衡量每一件事的投入产出比。
她对这种“现代文明”充满警惕。童年的匮乏和局限，给了她另一种礼物：她能比其他人更快地察觉到环境里不对劲的地方，察觉到人与人之间最细微的情绪波动，察觉到那些大家习以为常、却视而不见的东西。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也是一种“失权”：没有权力可能会导致厌倦、自我否定、内疚和消沉，但它也能产生出精神上的敏锐和洞察。
她会观察公司电梯里的人在拥挤环境下怎么拿手机；会注意到只在周五，有些同事才会背着背包回家；她记得大楼里植物的名字，知道榕树的树干被刷成了什么颜色，能从柠檬树的抽芽和落叶里感知时间的流逝。
很多个中午，小满发现公司的保洁员、保安和厨师就躺在货梯间的楼梯道里，打盹或者把手机调成静音看短剧；她会推开大堂那扇和白色大理石融为一体的门，问躲在里面的保安：“你们平时就坐在这里吗？” 那是一个没有窗户的窄条房间，既是休息室也是库房，几个人趴在桌上，把头埋进臂弯里。
她在书里写：“白领毫无意识地把自己当作这栋大楼的主人，我们很少考虑，给我们递送饭菜的阿姨是谁？洗碗拖地的人是谁？打扫厕所的人是谁？他们跟我们共享一个空间，从落地窗前看到同一片大海。”
但大厂需要的是工具理性，是高效执行。“大厂容纳不了比较细腻的人。”她后来在一档播客里说，“因为细腻和效率是互相排斥的。感情黏黏糊糊的，处理不清，公司不希望同事之间有太亲密的连接。”
2023年夏天，她第一次接到裁员通知。当下还是 “不争气” 地流泪了，胃剧烈地收缩、绞痛，像一只被攥紧的拳头，疼得她不得不弓起身子。
在这样强烈的情绪冲击下，当HR坐在她对面聊到具体赔偿方案时，她还能跳脱出来，带着好奇心向对方询问：“你有想过，有一天也会处在我今天这样的位置吗？”“每次都去跟别人沟通一件不好的事情，你如何处理自己的情绪？”
HR愣了一下告诉她，自己做了二十多年人力资源，经历过无数次裁员，最危险的一次，被裁的银行金库同事把枪摆在了桌上。“我之所以不想程式化地对待你，是因为我不想将来有一天别人那样对待我。我也随时都有可能离开这里，坐在你现在的这个位置。”
那一刻，两个身处系统不同位置的人，短暂卸下了各自的身份，变成了两个平等的、会恐惧、会不安的普通人。这是小满在大厂一直寻找的东西—— 系统的缝隙。那些规则照不到的地方，那些表演停下来的时刻，那些人与人之间真正的连接。
这四年里，系统过滤掉的情绪、遮蔽住的个体、消解掉的意义，被这只漏水的桶偷偷接住了。
另一种困境
大厂劳动合同首签通常为三年。2023年9月30日，是小满的生日的后一天，也是她三年合同到期的日子。得知女儿不被续签、要被辞退的消息后，母亲春香愤愤不平，想替小满上门讨个说法。
谁都没想到，这件几乎已经板上钉钉的事竟然在一个月内迎来转机。
田原是和小满谈不续约的上司之一，她主动帮忙推荐了一个内部活水的机会。
小满不解对方为什么要帮她，田原回答得很直白：“我在工作中不太愿意委屈自己变成另一个人，这对我是极大的折磨，这点上，你和我很像。”田原在职场近二十年，看到那些尽力保存自主性的人，会心疼。“你对人际关系看起来比较钝感，对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洞察非常敏锐。我非常接受：这就是这个人的特质。”
多数管理者总默认下属应想办法融入组织，田原却不这么想。“为什么一定要彻底被社会化呢？相比socialize，我更喜欢civilize。职场我更尊敬那些用文明方式做事的人，而不是那些社会化程度高、情商高的人。”
多轮面试后，小满成功转岗。她在新笔记本的扉页，写下白居易的诗：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新岗位并未带来期许中的舒展，反而将她拖入另一种困境。
如果说转岗前，小满主要承受来自绩效考核下的“表演”压力——如何包装成果、如何向上管理、如何在竞争中不被淹没。那么转岗后，她面对的则是一套更令人窒息的逻辑：将简单的事无限复杂化，让流程本身成为目的。
新上级的微观管理方式，让她感觉在解一套永远没有标准答案的语文题。
“我们对工作判断的维度和思考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我们要有成体系的工作思考，要明确发出什么声音。”
这是上级常挂在嘴边的句式。一篇普通的文案，需要先做“策略思考”，反复论证“调性”、“抓手”、“闭环”。工作中很大一部分时间也要用来等待上级与不同部门同事的回复，一条群消息，都要经过审核。
小满感觉陷入了一个由“底层逻辑”、“体系化思考”等词汇构筑的迷宫里，每走一步都需要层层批准、反复确认。她甚至从一位公务员朋友那里得知，这套流程在体制内有个专有名词——“跑签”，即拿着文件挨个办公室找人盖章签字，每个人都是一道关卡。
上一份工作虽然充满压力，但至少让她可以留有观察、记录的空间，像块有孔的海绵。而新岗位则容不下半点水分，无尽的流程内耗，加上对每一个措辞、语气的修正，让她感到自己不是在工作，而是在被工作“研磨”。
有次，上级让她评价某位同事的工作成果，她实话实说后才发现，对方的本意是让她学习同事的做法，而不是真的提意见。“我有种跳坑的羞耻感，一种被验证低情商的懊恼。”无心的言行会被反复解读，八面玲珑才能立足，做不到的人，会在温和的表象里被淘汰。
已经成为小满好友的江小渔提醒她，这才是大厂工作的常态。
2024年春节后，低气压彻底笼罩了她。绩效谈话中，leader用温和却不容商量的语气告知：要适应更高要求、更适配组织、对人际关系更敏感，如果不想干可以随时离开，组织离了谁都超常运转。
日常工作也陷入一种被领导“冷处理”的状态：没有责怪，没有支持，没有意见，也没有交流。小满主动提交策划案试图破局，得到的回复依旧是那个熟悉的句式：“希望你先想清楚这件事的目标。”
在大厂，忙不一定能拿到结果，但突然闲下来绝不是一件好事。这种坐冷板凳的滋味让人浮想联翩，要么努力回想自己过往工作哪里出了问题，如何补救；要么默认这是被裁员的前兆，坐等通知。
小满没再争取，那段时间，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我的母亲做保洁》。这本书在随后两三年时间里激荡出了宽广的涟漪，豆瓣评分8.5，入选 “2024年度中国好书”，除中文版外，俄语版已经出版，韩语、英文版也在翻译过程中。
版税带来的不仅是经济上的安全感，更给了她体系之外的精神坐标系。让她确认写作是一条可以走通的路。“写完很多东西就消化了。很多人说时间会让人忘记，其实不是的。一定得找到一种方式把它处理掉，才能真的过去。”
2024年初春，小满准备主动提离职，上级先一步找她谈话，理由是 “个人能力与岗位不匹配”。这一次，她没有哭，也没有慌乱，表达感恩，不愿彼此为难，接受离开。当天，她在记事本里写下：滚石般的生活。
游过去
第二次被裁员后，母亲春香在《南方人周刊》记者采访时，用陕南方言“消静了”（平静）形容她。身体也很快给出回应——之前严重的痛经，在离职两个月后慢慢缓解。
早在2023年第一次被告知裁员时，小满就打定主意要写点什么。她不甘心被一笔钱轻易 “打发了”，更清楚自己的遭遇绝非个例。“我听到过很多人发生过更糟糕、更残酷的事。他们在大厂里被磨损，带着一身伤出来。我们就这样对那些曾经或当下正在的经受的事视而不见吗？他们没有渠道，没有表达方式去把它更准确地呈现出来。我有这个能力，为什么不做？”
《大厂小民》初稿半年完成。修改书稿的日子里，她还迎来了一个新生命。
2025年9月，女儿书心出生，名字取 “舒心” 谐音，“希望她舒舒服服，开开心心过一辈子。”
小满想起第一次被裁时，一向寡言的父亲曾反复念叨过一句话：“一个人在河边，手中抓着要跑的鱼，越抓越紧，最终要么鱼被捏死，要么人滑进河里被淹。”如今再看，父亲的话只应了一半：鱼跑了，人没被淹，而是从河里游了过去。
现在，小满每天只有三四个小时完全属于自己。父母帮忙带孩子，趁女儿上午去公园的间隙，她读书、写作，从未丢掉随时观察记录的习惯。
最近一条备忘录，她记下了一个荒诞又贴切的梦：课堂上，老师告诉她crash（原意：撞车）是“磨牙棒”的意思，无论她如何跟老师解释，老师都说这个单词就是“磨牙棒”。现实里，女儿正在长牙阶段，日日离不开磨牙棒，梦境与日常糅合，被她记下。“很有意思，很文学。”
怀念大厂吗？
或许去街道办理灵活就业时，她也怀念过大厂给的公积金和社保。但没在哪个时刻特别想回去。
她只是十分想念和江小渔还有另一位已经身在柏林的好友饭后散步、傍晚喝咖啡的时光，想念聊彼此生活和工作困惑的那些时刻。“现在我们三个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这样的时刻不能再造，也不能重复。过去了就像电影一样留在心里。”
每每被问到之后是否会重返职场，小满依旧语速很快：“如果能靠写书生活，为什么不呢？就算另一家大厂多给些薪水，又能多多少？”
还记得吗，2020年春，入职大厂的第一天，小满在笔记本写下 “穿过雾霭森林去寻找美”。
四年后，她从森林里走了出来。
对于这段经历，她给出了这样一段注解：“如果我的生命是一条河流，大厂那段经历就像是踏进了一条夏天的河。水流湍急，河床险峻。但在这个过程中，我遇到了很好的风景，也找到了美——就是人与人之间深度的、刨除所有杂质与功利的连接。”
书中部分内容引自张小满的《大厂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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